魔爪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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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心里都知道，一旦签了谅解书，就有理由从轻发落。许多一审判决死刑，二审改判死缓或无期的，一来是因为二审大概率都是减轻而不会加重，二来就是因为谅解书的效用。

江进又发来消息：“谅解书这部分，检方也是出了力的。检方前面的态度也是同情，没打算往死里打。罗斐拿到谅解书就玩这手，真是有点不讲武德了。他图什么？”

庭上还在继续，双方辩论互不相让。

戚沨观望了一会儿，在手机上回道：“他想打成过失。”

江进发了个问号：“检方以故意杀人起诉，是因为证据认定。而证据认定有严格标准，这个案子要定性过失，难度有点大。”

“就算不成功，他作为被告律师也算是尽责了。经过媒体宣传，对往后事业的助益很大。”

任何当事人都希望自己的律师尽职尽责，甚至有当事人希望律师可以为了自己不择手段，而不是拿钱不办事，当甩手掌柜，或是在一些本可以据理力争的地方疏忽大意，犯下致命错误。

有的律师没有为当事人赢得应有的判决，会懊恼，会自责。这样的态度不能说是真的共情当事人，而是因为输了官司而导致的心情损失。但看在当事人眼中，只会认定这律师费花得不冤，该怪罪的不是律师，而是法庭和法律。

江进：“外面的人，不管是网友还是媒体，都想看到李蕙娜被轻判。”

戚沨：“这个案子无论轻判重判，对律师来说都是赢。”

轻判，那是因为足够专业。重判，那是世道问题，律师努力过了，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。无论哪一种，都会在这一年的司法焦点上留下一笔。

江进：“那他不应该干律师，应该去搞政治。”

……

时间回到案发当晚。

此时的罗斐正在翻看李蕙娜的手机。

李蕙娜坐在对面十分不安，她一直盯着罗斐的动作，看着罗斐的脸色。

几分钟后，罗斐放下手机，目光低垂，似乎已经经过一番思考：“我的建议是，手机暂时不要交出去。自首之后也不要对警方提到有一部手机。”

李蕙娜惊讶得立刻追问：“可这里面都是我被虐待的证据，刘宗强一直说要杀了我，还有我妈和我女儿。”

罗斐抬了下手：“你先听我说完。这部分事实对你是有利的，但是有利的信息不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都放出去。人第一次听到令人震惊的消息，会有一种冲击感。但是时间越长，这种冲击感就越淡。祥林嫂的故事学过吧？”

李蕙娜点了下头，逐渐安静下来，尽管她心里依然在起伏，却没有再反驳。

她受到家暴是事实，并不会因为被打多了，那种冲击感就变淡了。但是看到和听到她被家暴的人就不一样了，毕竟拳头不在自己身上。

这里面的整套司法流程李蕙娜都没有经历过，罗斐一步步跟她解释，后面每一个过程，都有足够的空间谈论李蕙娜被家暴的部分，司法人员也会一次又一次听到她的描述。要在这个过程里构建起同情心，激起情绪上的起伏，而非因为听得过多而腻烦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因此一定要注意的描述，尽量减少大量冗赘的重复性地痛苦抒发，讲事实也要一件一件具体地讲。

再者，司法人员都是逻辑清晰且有条理的人，他们也会对同样这类人产生好感，反而会对缺乏条理，说话颠三倒四的人“不耐烦”。当然这种不耐烦并非是故意为之，而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。比如说审判长一年要处理几百个案子，虽然法院没有规定每天必须开庭，但这几百个案子一年之内必须审完判完，这就意味着每天开一场都未必完得成。如果期间遇到的都是逻辑混乱、上庭也不带齐证据、需要多次提醒，且一问三不知、答非所问的原告、被告，换谁都会“不耐烦”。这种情绪并非针对某一个人，而是长年累月的反复经历所留下的条件反射。

然而现实是，大多数原告、被告对于上法庭需要准备什么，怎么说话，完全是一团浆糊。就算提前准备了，上了法庭也会词不达意，越想说清楚就越说不清楚，有的还会蛮横不讲理、犟嘴、吵架，从态度上就处于下风。

罗斐的语速并不快，而他描述的“注意事项”都是李蕙娜此前想都没想过的，更加不会写在书里。

罗斐说：“最有冲击力的，最直观的事实，就要在最关键的战场上呈现。从审讯到开庭，最快也要一个月，再大的冲击力都会变淡。何况你这个案子的家暴程度，从司法角度讲还远不到情节恶劣的地步。你是没见过那些被打成残废的受害人。而那些案例司法人员都见过不少。所以要赢，要争取轻判，只说事实是不够的，一定要讲策略。”

这之后罗斐又说了几个关键点：懂法，但不咄咄逼人。柔弱，但有智慧。坚强，且不盲目诉苦。隐忍，但要有锋芒。

这些点乍一听很难理解，罗斐只说让李蕙娜进看守所后慢慢梳理。由于她性格上具备了其中一些特质，而且有脑子，要做到这些并不算困难。

罗斐又道：“因为你这部手机要暂时隐瞒下来，所以和这部手机有关的内容，你也要有个印象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说出来。接下来你要面对的审讯人员，他们之中有个人非常敏锐，也许只是你的一个口误，都会被她抓住。但她不一定会表现给你看，而是用大量搜证工作去证实她的怀疑。一旦证实，就必然是铁证，你再怎么解释都没用。所以从一开始就不要犯错。”

说到这，罗斐又指了指手机里李蕙娜和“茧房”的对话框：“看漫画这件事绝对不能提。刘宗强的手机里没有观看记录，现在下载也来不及了。既然你没看过这些漫画，那么我的联系方式就是你用刘宗强的手机检索到的。”

……

法庭上，当这些记忆涌入李蕙娜的脑海中时，她下意识朝罗斐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
罗斐正说道：“有充分证据证明，被告人没有履行对死者的救助义务，并非主观恶意的想法，而是因为恐惧。她担心被告人被吵醒，会对她进行二次殴打和强|奸，甚至会在酒醒之后找她的母亲和女儿泄愤。死者生前的行为极度恶劣，不仅从没有将被告人当人看，而且危及她们三代人的生命安全。被告人要保护自己已经不易，还要保护母亲和女儿。在明知道死者要打死她的前提下，还要日复一日地为死者清理酒醉后的呕吐物和大小便。”

罗斐的发言慷慨激昂，旁听席上的人一边专注地听，一边下意识看向瘦弱的李蕙娜。

李蕙娜的头更低了，肩膀有些抖动，似乎在哭。

罗斐又指向李蕙娜说：“即便是现在，死者已经不能再威胁被告人的生命，被告人依然不敢宣泄情绪。她不敢哭出声，这不仅是为了法庭的秩序，也是她多年养成的条件反射。被告人跟我说过，有一次她哭得声音大了点，吵到了死者，死者跳起来就给了她一巴掌。被告人过的是被囚禁的‘奴隶生活’，她一直小心翼翼地生活在死者的高压之下，在死者生命垂危的时候，依然不敢靠近死者，对他进行救助——这都是非常正常的身体反应。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被告人，就算是面临再度被打的风险，也必须控制、克服自身的巨大恐惧去救助死者。并告诉她，这就是她作为‘奴隶’应该做的事。如果她没有克服，就是犯罪。这样和死者老家那种‘狗崽子不听话都是这么教的’又有什么区别？”

“反对。”检方说道，“被告人律师一直在使用渲染性词汇，假设不存在的情景。事实就是，死者当时已经昏迷不醒，根本没有能力起来殴打被告人。死者在濒死之际承受着巨大的生理痛苦，这些痛苦也已经反应出来，呕吐只是其中之一。被告人精神正常，当时状态清醒，应当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判断。”

罗斐：“可被告人不具备医学知识，她只是看到了死者像是往常一样喝醉了吐在地上，如何判断出那是濒死之际呢？”

检方翻出尸检报告，读出其中几句关键，又拿出一份关于酒精中毒的研究报告：“酒精中毒的死者，在初期会有视物模糊、喉痛咽干、上浮疼痛的症状，六到八小时后症状会进一步加重，出现腹痛剧烈、强呃逆、呕吐，视线进一步模糊的症状，进而导致双目失明、头疼加剧、晕眩、出冷汗、昏迷、休克，直至死亡。也就是说从死者出现症状到死亡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症状是逐步呈现的，并非是瞬间发生。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被告人不可能一点觉察都没有。就算不具备医学知识，也有生活常识，不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。”

罗斐：“检方不要忘记，在死者出现症状期间，还对被告人进行过一次殴打，并实施□□。被告人当时的精神状态和身体都承受巨大的刺激，恐惧支配了一切，令她只能关注自己遭受的羞辱，而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关注死者。而当被告人终于注意到死者时，死者已经倒在地上。在这之前，死者经常喝醉了倒地就睡，任由呕吐物粘在身上。那些呕吐物的味道熏得被告人无法入睡，但死者却完全没有感觉。如果是反应能力强的人，因异物堵塞气管导致窒息，生理上的反应会更为剧烈，水肿更明显，还会有痉|挛、大小便失|禁的情况。可这些都没有在死者身上体现。这说明死者因为酒精麻痹而导致反应力减弱，不只是对异物堵塞气管不敏感，连酒精中毒应当逐步呈现的症状也没有清晰明显地表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被告人没有意识到死者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是完全正常的。”

检方：“死者生前做过身体检查，结果并不理想，他还多次提到自己可能会早死，这一点在刚才的录音里也有体现。难道被告人没有过预见吗？”

罗斐：“因为被告人一直以为那是死者的愤怒之词，而且被告人早就做好了自己会先被打死的准备，并嘱咐母亲一定要将女儿带走。再者，死者每次殴打被告人都精神十足、拳拳到肉，还曾经两次将被告人打到骨折。被告人如何相信死者这样的体魄会突然死亡，又如何预见死者在哪一次醉酒之后，会因为呕吐物和牙齿堵塞气管而死呢？这些都不在被告人的预料之内，而且远远超出她的想象。说被告人有不作为的主观故意，实在牵强。就算被告人存在一定程度的预见，她也不会相信刚刚才对她施暴的死者，会再也起不来。而既往事实和刻在骨头里的恐惧感一再告诉她，死者的倒地只是一时，在经过数小时的休息之后，死者就会醒来，会继续打她。”

随即罗斐就引用了一段法医刊物上的文字，大概意思是说：哽死者在之前往往是健康状态，预先没有征兆或是征兆微乎其微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以出乎人们意料的方式突然死亡，多发生在老人和小孩身上。

“还真让你说中了。”江进的信息再次发给戚沨，“疏忽大意的过失致死，或轻信能够避免以造成他人死亡。”

如果真的判了过失，最高是七年。“听”上去远比故意杀人要轻。

江进又道：“我还是那句话，有难度。”

戚沨回：“还可以上诉。一审只是铺垫。”

既往判例来看，二审要么维持原判，要么减轻处理，极少出现加重的情况。这也是司法制度的原则。

江进说：“其实这种夫妻间见死不救的案例，近几年也有一些虽然定了故意杀人罪，但只判了三、四年的情况。而且都拿到谅解书了，这样的结果应该不难达到。”

戚沨：“在程序之内，通过合法手段将重罪改为轻罪，这就是一种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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